“时尚民主化”？

　　1992年，唐娜·托马斯（Dana Thomas）买了一件粉红色无袖的Prada鸡尾酒洋装，用五彩斑斓的厚棉布和菱纹绸制成，整件都有内衬，美不胜收，花了2000美元，看上去至少能穿一辈子。10年后，她花500美元又买了一条Prada薄府绸不规则剪裁长裤，穿上它，脚轻轻穿过裤管，褶边撕开了;将手放进口袋，缝合处裂了;蹲下想抱起她两岁大的小孩，裤子的后面破出个大口子。不到10分钟，这条长裤碎成几片，解体了。唐娜·托马斯向一位Prada的前设计师助理抱怨。“是线的问题，”这位助理解释说，“现在都采用‘罗纹缝法’，更加便宜。此一时彼一时了！”

　　唐娜·托马斯是美国《新闻周刊》常驻巴黎的文化及时尚记者，她大概对这种轻描淡写的解释并不满意。她花费了差不多10年构思，用去3年来撰写一本书——《奢侈如何失去光泽》，用以揭披当今大品牌集团散发的毒气。当然不是Gucci“妒忌”或者迪奥“毒药”的那种，而是“牺牲诚信、降低品质、玷污历史、哄骗顾客，剥夺了所有让名牌与众不同的特质”。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，唐娜·托马斯说她力图不带偏见，喜欢谁与厌恶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说出事实，由读者自己下结论。对于那位名声不佳、外号“时尚独裁者”、全球最大奢侈品集团LVMH的掌权人伯纳得·阿诺特，唐娜·托马斯说:“他作为一名商人无所畏惧，我恰恰敬佩他这一点呢。”

　　但唐娜·托马斯的书用语强硬，她写道:“大品牌集团宣称‘时尚民主化’，让产品人人欲取、随手可得，一切听起来如此崇高，见鬼了，简直像共产主义！可它不是，它从里到外都是资本主义，目标直截了当——为了赚更多的钱。”

　　其中最重要的手段，正是名牌丧失了之所以成为名牌的基础:手工制作和高品质，在哄抬物价的同时降低成本、偷工减料。“大量生产的奢侈品”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词语。以LV的经典产品旅行箱为例，它仍旧延续着1854年路易·威登发明的制作方法:骨架使用坚硬、轻巧的非洲奥库梅木，衔接的地方粘上一层帆布，既不易破裂又使箱面光滑平坦;角落的保护层用黄铜，边缘装饰称为“Lozine”，由多层纸张和布料压缩、浸泡在锌溶液中制成;皮箱里层粘上一种叫“Vuittonitte”的珍珠灰棉质帆布，或者人造绒面革做衬里，上头有棉布条编织成“LV”字样的卡其布缝在旅行箱里。所有工序全部手工完成。可这款皮箱一年仅生产500只，其他LV产品则在生产线上完成，大部分由机器制造。

　　在位于巴黎近郊的LV大宅院里，一台生产线上的12个女裁缝使用机器加工数百件LV手袋畅销款。“利润优渥来自于……工厂。”阿诺特曾经解释道，“以有组织的方式进行生产，让公司产量惊人。”但这个生产方式不被透露，大肆宣传是LV旅行箱的传统手工。当花大价钱买到一只生产线上下来的手袋时，却误以为买到了永恒的传统。另外还有一些小伎俩:把袖子剪短半英寸（一位雇员说:“剪到1000件你就知道会省下多少了。”）;用毛边代替褶边;以“女性其实不需要为由”不加衬里等。

　　中国也许是当今名牌产品全球化过程中最奇特的国家:起源于这里，最终又回到这里，生产与消费皆是。《奢侈如何失去光泽》说许多名牌产品加工生产实际是在中国（大都不生产多种款式，反而是同一款式的不同颜色与材质），却拼命掩盖这一事实。少数包标志有“中国制造”，但藏得很好，比如在内袋底层的缝合处，或者印在邮票大小的商标皮革反面，需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到。有的“中国制造”的标志是贴在袋子外的贴纸上，货物运到意大利后就会被撕掉。另有一家除了手把，整个包都在中国制造，制成后补上贴有“意大利制造”的手把。还有的在中国制造鞋面——最耗费劳力的过程，再送至意大利粘上鞋底。这些产品都带有“意大利制造”的标志，只有极少数品牌主动承认产自中国。 2006年，Coach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伊安·比克利（Ian Bickley）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就说:“我们在中国生产，并派遣意大利皮件工匠团队来教导中国工人，中国的制作工艺已经达到精品的水准。”但更多品牌不愿意承认这一点，因为成本降低，意味着售价也应更便宜。唐娜·托马斯讲述了她在中国东莞参观一家代工工厂的经历，她以保密为条件被允许进入，亲眼看到工人们在缝纫某品牌的手提包，而该品牌始终声称其所有商品均为意大利手工制造。她没有点出品牌的名称，而那只在流水线上生产的手提包成本大约为120美元，随后它在香港地区一家百货商店里飙升至成本价的10倍。

　　据估计，到2011年，中国将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奢侈品市场。而中国一些消费者，一边疯狂迷恋这些转了一圈的产品，一边却对“中国制造”缺乏信任，同时催生了一批仿冒品使用者。这正是大品牌集团疯狂扩张造成的副作用——名牌标志成为炫耀的标签，即使丧失原有的品质，附着于这道标签上的幻想仍在。当一只包的真品与假货的区别仅仅是两道砸线还是三道砸线时，其间的差价就变得十分诡异。

　　那些秘密并不广为人知，大品牌集团更愿意通过广告投放，公开某新品的灵感来源、社会意义，以及与某种华美生活的紧密联系。唐娜·托马斯说:“要成为全球企业的领导者，时尚品牌不仅要向大众隐瞒产品的制作过程，也要隐瞒品牌如何运作。假如真相暴露，必将粉碎大众对品牌的信心，他们必将停止购买，利润直线下降，公司，还有它们的母集团，会面临破产。公开交易的公司需要透明化，也就是在每年的财务报告中提出财务资料，但当品牌合并成一个集团，他们可以将所有数字混淆在一起。我们总是看到LVMH获取了利润，而它的品牌由于大肆宣传，似乎也极度成功，但你所不知的是，LV每年创下营业额纪录的同时，纪梵希和高田贤三的收入却马马虎虎。”

　　这位高级记者告诉我们说，她并没有像很多惯于谄媚的时尚媒体那样害怕打击报复，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伯纳得·阿诺特先生和LV的主席及行政总裁圣·卡斯利（Yves Carcelle）拒绝再接受采访，好在她以前见过他们多次。但成书后有传言她被LVMH集团封杀，禁止她出现在该集团任何品牌的任何发布会上，并要求她对涉及该集团的言论道歉。唐娜·托马斯拒绝承认有什么错，她现在加入了时尚记者的“终极胜地”康泰纳仕集团。LV主席及行政总裁的妻子评论说:“如果她说我们是时尚界的麦当劳，那她也效命于媒体界的麦当劳了。”看上去唐娜·托马斯是个颇具古典趣味的人，在批判大品牌集团的同时，心碎地缅怀着只为小众服务的、“卑微的匠人们创造着人类所能想到的最美的物品”的20世纪30年代:剪裁工、刺绣工、毛皮加工工人、鞋匠、羽毛制作者……她认为，这才是真正精品的缔造者，他们用手工吹制玻璃来制作装饰礼服的花朵，用黄金和宝石来点缀她设计的长礼服。香奈儿的工作室里制作出上百件光彩夺目的长礼服，由银薄片制成，缝上珍珠，因此非常笨重。开口短上衣布满珍珠与亮片，衣底再镶嵌美不胜收的亚麻蕾丝。“越来越多从旧手工作坊里寻找灵感，是精品对抗全球化的趋势。”唐娜·托马斯说。

　　复活的老手工作坊

　　2007年12月，香奈儿发布了设计师卡尔·拉格斐的“巴黎—伦敦”高级手工坊系列，它正是献给巴黎的6间高级手工坊，集合了Desrues纽扣坊的修饰技巧、Lemarié的羽毛配饰、Lesage的刺绣功力、Massaro的制鞋天赋和制帽工坊Michel的作品，以及Goosens的金器和银器。“这次时装秀所展现的调性，散发着后现代风格，但同时也不失浪漫特质。我并在作品中巧妙地结合了许多精致细腻的朋克元素。”卡尔·拉格斐解释道。这6家工坊在过去的10年间被香奈儿一一买下。

　　为了这组发布，45名刺绣工已经在位于巴黎蒙马特的Lesage刺绣工坊里赶工了一个月，每天他们都忙碌地围坐在木制缝纫机前，往衣物上匝钉金币、缝制水晶、镶嵌串珠，他们的针脚精细而小心翼翼，好像在缝制甜美易碎的焦糖。刺绣坊曾与迪奥、纪梵希、伊夫·圣·洛朗等高级成衣制造商合作，是全球最大的时装刺绣供应方，拥有超过60吨供应品存货，当中包括19世纪70年代保存至今的闪光水晶，20世纪的圆拱形宝石、莱茵石、玻璃珠等。“这是一种文化，是一种哲学。”刺绣坊的家族传人弗朗哥斯·莱萨基（Francois Lesage）说。他今年76岁，技艺经过50年磨砺，1949年从他那活了125岁的父亲手里接管了刺绣坊，他将手工制作称为“传递了严苛的道德规范和容不得一点儿杂质的优雅”。

　　莱萨基说，20世纪20年代巴黎有大约30万名手工工匠，光刺绣工就有1万人，到50年代，全世界还有超过20万名女性穿高级定制，这是资产阶级妇女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购买高级定制服装是一种礼数周到的社交活动。迪奥一年就会搞两次，邮寄出300张有黄金浮凸的邀请卡给老客户、记者和名流。每年的1月和7月，发布会在位于蒙田大道30号的迪奥总部举行，宾客坐在精美的椅子上，身后放着巨大的花缸，里面插着玫瑰花、栀子花和康乃馨。发布会准时开始，不会为任何人特别妥协，据说有一次温莎公爵迟到了，就只能站在过道里。但现在，高级定制让位于批量生产成衣系列，高级定制购衣会也被时装周取代，全世界每年购买高级定制服装的女性仅有不到200名，手工作坊客户流失严重，工匠数目骤减，巴黎的刺绣工只剩下不到200人。2002年Lesage刺绣坊被香奈儿收购，但没有垄断，仍允许它与其他高级定制供应商合作。莱萨基说收购后刺绣坊景况越来越好，也越来越多地为成衣系列服务。

　　Desrues纽扣坊也是巴黎最老的手工作坊之一，成立于1929年，原本位于巴黎玛黑区，20世纪30年代这里聚集了成千上万名忙碌的裁缝和工匠，后来只剩下这一家。Desrues纽扣坊一度十分萧条，1984年只有20个工匠，1997年被香奈儿收购后，工匠人数递增到170名，原来的老作坊都盛不下了，不得不迁到巴黎郊外的一间8600平方英尺、窗明几净的大厂房。纽扣坊基本延续旧做法，但也逐步加入了现代科技。工艺开始于一只由设计师打造的金属或硅铸模型中，合金被倒入，经过离心处理从模子中移出，之后进行修剪被拋光，镀上金、银或绿锈，最后进行打磨抛光。如果是所谓的“有机”或天然原料，如角或珍珠母，会由计算机制作模板，再按程序设计传送到配备激光的无人机器中。纽扣坊每天生产4000只纽扣，每年有100万只专供香奈儿，其中仅有3000只用于高级定制系列。

　　为法国一家国家媒体工作的林祖强，在过去10年间走访调查了法国30多家手工作坊，他说:“老手工作坊是法国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，是法式精美生活的语言。”法国政府对老手工作坊始终有及时的保护，比如每年都有行业协会评选出“最出色的工匠”，文化部仿照日本的“活着的国宝”为个人授予“工艺艺术大师”，并评选集体“最优秀工坊”，还以经济扶持的方式鼓励培养学徒。但传统文化的传承除了保有技艺与文化保护的“文化生命力”外，还需要必备的“经济生命力”。在过去10年间，全球化与品牌集团营销都使法国老手工作坊受到打击，市场难以承受其价格，部分作坊不得不转移生产基地，降低劳动成本。林祖强在法国南部小镇参观过一家铜器作坊，部分生产已经转移到北非，甚至使用机器代替手工，他眼见从北非运回的成品老式旅行箱，与法国本地手工制作的天差地别，旅行箱的铜铆钉嵌入和箱角处的弧线，已经全无旧日的细微与精致。林祖强认为，大品牌收购老作坊的确缓解了其客源稀少、经济紧张的问题，但精品的定义已由“讲求高品质”转为一道标签，许多品牌是打了个概念差，将高级定制服装的附加价值转移到成衣配饰上，买一件批量生产的制式化产品，仿佛就享有了高级定制的光环。更多最优秀的手工作坊并不急于被收购，因为近年来厌恶大众化产品的消费者数量逐渐增多，这些作坊的顾客正在回流。